我国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已覆盖31个省区市

其他内容是指：（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社会共识。

[55] 习近平：《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2页。[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

我们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有责、违法必追究。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动保障等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存在某些脱节，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止步于行政执法环节，法律威慑力不够，健康的经济秩序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推进严格执法，重点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39]将预防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这种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写入党中央重要文件，说明中央充分认识到加强刑事执法监督对于保障严格执法的重要作用。提升执法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既需要公安机关和民警的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良好的执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领带干部在执法司法守法的带头作用，甚至用了《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这一整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63]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下，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从而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同时，因为与1954年的情况不同，我国现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故拟在此前宪法均有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公民的劳动义务，并据此修改和补充相关内容[33]目前公开的毛泽东对宪法草案的批语未涉及这三条规定，[34]惟知第83条后段中工资后的待遇二字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所增。到了1970年，毛泽东在1954年时预判的修宪时间已至，[54]他即提出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

总体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更为关注的是农村及工农业协调问题，他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指出：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另一方面，相较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其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分配采取的是一定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52] 不过，到文革前夕，刘少奇已经不再将宣传物质刺激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并将政治挂帅摆到物质刺激之前，从而愈益接近毛泽东此前的认识。当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后，他谈到：现在修改的宪法……是按我的意见写的。[4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16]然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他又转而指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6]由此，斯大林不仅提出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这样的新表述，而且权威性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概括为按劳分配。他说：《教科书》所称(使劳动者)的报酬以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转移值得肯定，但物质利益……总不是唯一的原则……(尚有)‘精神鼓励原则，并且还要讲集体、长远、全局的利益。[60]有论者后来谈到：当时出现了两场争论，一场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另一场……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实际上，这两场争论都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82]事实是，胡乔木此前曾谈到：我们近年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像按劳分配就相对于《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其实质再三改变，突出表现为承认了非按劳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

[4]由此，上述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被概括为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此前，尚在地方工作的邓小平已经谈到：目前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就是说，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

[27]参见《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宪法问题参考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9-182页。[67]这些观点富有启发性，在当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按劳分配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1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4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4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4]，第10页。工商界代表李烛尘亦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人们只要能够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又能忠诚老实地为人民服务……必将……按贡献的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要普遍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更要给予奖励)，对于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则同时要使其树立国家主人翁的劳动态度。严格而论，这些起落浮沉，主要是概念史，而非实践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8]，第283-285页。之后九个多月，其秘书处主要研究了宪法结构等问题，专家学者意见、群众来信和形成的多个讨论稿都没有直接涉及七八宪法有关劳动与分配的规定。

[13]该部分后来独立成篇，被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与此同时，作为宪法规范，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历经了多次起落：从未能纳入《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到1975年实现入宪，从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继续加以规定，到1988年首次修宪时即已纳入考虑的范围，从1993年修宪时被认为可以进行宪法解释，到1999年修宪时被修改。

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载《人民日报》1977年4月19日，第1版。[9]参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67]参见严实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7日，第3版。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宪法并未在实质层面规定按劳分配原则。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330页。与之相关，规定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应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既要使劳动者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应得报酬，又要为他们发展才能尽可能创造条件。

同时，尽管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表面上类似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多工资也多、劳动少工资也少，但它们本质上相异，因为一个没有剥削，一个有剥削。第二、四、五类分别是1918年苏俄宪法，1913年天坛宪草、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1946年法国宪法。

[19]于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成为建国初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最权威的表述。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展开，实践中出现极端平均主义的要求，毛泽东但谈到：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还不能破除。

[51]同期，刘少奇也组织阅读和讨论了《教科书》，认识却有所不同——毛泽东严格区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认为后者就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但刘少奇认为这种理想教育还包括工作做好了，物质利益就自然跟着来了的物资刺激宣传。[91]参见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第1版。

后来学界对此的肯定，可见肖蔚云，见前注[75]，第988-989页。[1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67页。故按劳分配带来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总的趋势也是在逐步缩小，而不是在逐步扩大, 更不可能过分悬殊。[36]此外，在全国政协宪法起草座谈会的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讨论第16条之时，田家英总结称意见主要是关于报酬问题，有人提议写出‘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取酬等，但我们认为这种远景的话……目前还不能写。

一个月后，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正文部分也没有涉及这些条款。从多劳多得、多劳多得迅速地发展到承认非劳所得和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按劳分配的地位发生动摇的表征。

[30] 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基础，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紧随其后，但也有自身特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6日、27日，均为第2版。

流行的按劳取酬这一中译也不够确切，不能够准确表达各人是被付给、被分配以一定报酬(而不是各人自己去分取报酬)的意思。[99]可是，直至今日，经济学界指出辨明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含义须以明确参与按劳分配的劳动者有哪些和明确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是什么等作为条件，[100]这依然只是揭明了人们对于按劳分配的参与者、对象这些基本内容尚且缺乏清晰认识的窘况，但并没有从正面提出如何准确定义按劳分配及其主体地位并加以实现的方案。